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诞生有两大直接推动因素：1929-1933年的股市大萧条，1932-1934年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对证券交易所作的调查。
证券业人士对这次永载史册的股市大萧条至今仍记忆犹新。从1929年9月1日到1932年7月1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高价总值，从近900亿美元下降到160亿美元，跌去了83%；至于通用电气、美国钢铁等蓝筹股更是在劫难逃，高价的90％化为泡影，上市的债券总值也从490亿美元降低到310亿美元。一战结束后的十年中，在美国共发行了近500亿的新证券，其中的半数变成了废纸。
为了探究这次罕见的股市大萧条的原因，并进而通过立法防止股市崩溃的再次发生，参议院下设的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于1932-1934年对证券交易及其引发的相关事件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调查。为了纪念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费迪南德．帕克拉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次调查史称为“帕克拉听证”。《证券法》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是帕克拉听证的直接产物。帕克拉听证中的风云变幻将在下文详细介绍。
现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证券立法前的政府经济政策的悄然变化。一战以后，美国在共和党执政期间，一直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特别在1923-1929年柯立芝担任总统期间，对内实行不干涉政策，一面减税、一面坚持高额保护关税，对外推行孤立主义，任内美国经济更是空前繁荣。柯立芝总统的一句名言“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需要一个商业政府”，在金融证券界广泛传颂。
客观地说，在20年代前8年，整体经济形势应该说是健康的，随着上市公司利润上涨80%，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也几乎翻了一番。但在柯立芝总统执政的最后一年，股价的上涨逐渐脱离了理性的轨道，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份在自1928年3月开始的18个月中，又翻了一倍。柯立芝因任期届满而得以全身而退，由商务部长接替总统职位的胡佛承担了股市泡沫破灭的苦果。
胡佛在竞选过程中，极力称颂柯立芝总统为美国人民所带来的繁荣，推崇其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府与商业之间的崭新关系，并向选民承诺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自由放任政策，继续保持经济的繁荣。为了显示其经济政策的连贯性，胡佛再次任命柯立芝执政期间和商界联系密切的安得·梅隆为财政部长。梅隆为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大富豪之一，其担任财政部长长达12年之久（1921-1932)。在其任职期间大刀阔斧地改革美国税收制度，降低税率，成就卓著，深得柯立芝总统的赏识。
在入主白宫以后，胡佛对股市的动荡非常关注。实际上早在其担任商务部长期间，胡佛已经意识到股市的过度投机气氛，并曾向柯立芝总统抱怨过联邦储备委员会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助长了股市投机。就经济观点而言，胡佛并没有像柯立芝和梅隆那样对自由放任政策深信不疑并一以贯之。为了防止信用膨胀危及工业就业和家用产品价格，从理论上胡佛还是赞成有限的政府干预政策。但是，胡佛之所以在其任期内没有采取立法管理证券市场，除了这次股市萧条呈现缓慢的特点而难以把握外，主要取决于胡佛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的人性弱点。
就股市萧条的特点而言，和1719年法国发生的密西西比经济泡沫、1620年英国发生的南海泡沫急剧破灭不同的是，1929年的股市萧条是缓慢发生的。美国金融史学家约翰·布鲁克曾用抒情的笔调，将这次股市崩溃描绘为“超现实地缓慢走来的，如此缓慢以致于人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后还没有意识到它已经发生，等人们意识到经历了萧条并以为它已经过去了时，实际上这种萧条才刚刚开始”。此外，在1930年3月股市曾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将1929年10-11月跌掉的股份又涨回了一半。股市的这种反复，给胡佛政府采取果断的经济、金融政策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应该归结于胡佛总统在实践中的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在3月4日就职两天后，胡佛曾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投机用途的信贷，但是胡佛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并没有严格贯彻打击股市投机的金融政策，反而导致1929年夏季后股价飙升25%，对经纪商的贷款也以每月4亿美元的比率攀升。面对股市的非理性膨胀，遗憾的是胡佛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没有进行必要的干预，丧失了缓和、减轻股市崩溃的机会。
在股市崩溃发生后，胡佛又一次表现了其模棱两可的经济、金融政策。一方面担心股市的崩溃将给居民、工人和合法的商业活动带来极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又站在以国家城市银行总裁查理·米切尔等商界领袖的一边安慰国人，并于1929年10月25日向新闻界鼓吹国家的商业基础是健康的、生气勃勃的。此外，胡佛还一直认为联邦政府干涉证券交易是违反宪法的，同时也不敢得罪为其竞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金融巨子和商业寡头。对竞选有功者的回报，是美国政治体制中难以革除的积弊之一，这突出地表现在后文将要探讨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人选的确定上。
对胡佛总统既不批评金融界、也不准备管理证券市场的做法，国会中少数派的民主党深为不满。1929年11月约瑟·鲁宾逊参议员首先通过新闻界向以胡佛为首的自由放任派发难，认为自由放任派既然主张经济繁荣是其功劳，那么对证券市场的崩溃也难咎其辞。在10月股票市场暴跌后10周内，就有6名国会议员提出议案来规制公司财务报表、信用贷款和证券的卖空。
此外，胡佛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错误判断使公众对自由放任政策产生了怀疑。在1929年11月，他建议要对银行法进行修改；在1930年证券市场出现短期反弹后，2月中旬他又宣称股市的动荡已经停止；3月他预测股市崩溃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将在60天内消失；5月在一份报告中他表示相信商业环境将在秋季恢复正常。胡佛总统在股市崩溃和经济萧条中的这些议论，不仅使人对经济的繁荣产生召之即来的错觉，而且强化了公众对胡佛的错误经济政策和经济萧条两者之间联系。
在1930年6月股市再次出现大幅跳水后，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再次对胡佛发起攻击。以倡导创立联邦储备体系的卡特·格拉斯为首的参议员，以外国债券大幅贬值、美国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为破口，开始鼓动采取立法管制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格拉斯议员本来对经济一无所知，但通过长期坚持的晚间阅读，使其最终成为国会议员中该领域的权威。在威尔逊总统执政期间，他倡导并设立了直接管理货币和会员银行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从而在金融界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他还主持起草了影响达半个世纪之久的1933年《银行法》，此乃后话。
在1930年国会换届选举中，民主党以股市萧条、胡佛的盲目乐观为题大肆发挥，终于自1919年以来第一次在国会参众两院中占据多数。到1931年11月第72界国会正式开会时，胡佛所鼓吹的自由放任政策在国会中再也没有市场，在国会开后仅仅3天内，就提出了10份规制证券市场的议案。证券立法的时机正逐步走向成熟。
1999 > 1999年总第2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