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全球化”趋势
从最近几年的西方传媒和国内的一些专业刊物上，经常看到“全球化”的词（GLOBALIZATION)。从英文语法上讲，非常容易操作，只需在“全球的(GLOBAL)”形容词后，加上一个“化（IZATION)”的后缀，就变成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单词了。但是，在金融领域的“全球化”远比英文单词的变化要复杂得多。
为什么各国金融市场要“全球化”呢？概括传媒的表述，可归为以下几点：1．国际实物贸易、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要求各国金融服务市场全面开放；2．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希望各国资本市场开放；
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以及旅行人口的增长要求各国支付系统国际化。
在这三种主要原因基础上，再加上当今计算机和信息科技产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极大降低了国际金融信息的交换成本，成倍扩大了金融业经营规模和交易速度，辅助以跨洋航空业迅速发展，大大缩短了国际货物运输与人员旅行在途时间，增加了便利，这些因素也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使用各种实证的数据，证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最为明显的例证是：1．国际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市场的交易额数十倍超过各国现货金融产品的交易额；2．超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业务迅速扩大，规模与数量接近，甚至超过本地市场规模；3．超出本国监管范围的表外金融业务额超过表内业务额；4．金融业务的计量专业即国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大规模合并，超国家化与超大型化；5．跨国公司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或政府机构在海外发行债券的发展速度超过本地同业的发展；6．欧洲发达国家正在放弃本币，形成统一的超国家的欧元；本国的中央银行将成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分行”。
这些例证说明，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客观发展趋势。
二、金融“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
金融“全球化”不仅是被上述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实证了的发展趋势，它还有另一面，即被发达国家政府推广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推广工作，使金融“全球化”具有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在国际金融领域使用“全球化”，而发达国家政府官员在全世界进行推广时，将其落实到可操作层面：要求各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和“自由化”。
回顾美国和欧洲在1929年大危机后的萧条年代，没有人提他们的金融市场“开放”与“自由化”。相反，欧美国家的立法机关与政府采取各种法律与行政监管措施，限制本国资本外流，限制金融与证券业的跨行业经营，限制存贷款利率。这种作法使欧美经济恢复与发展，经过60年代经济发展到了黄金时期。从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开始，欧美开始提出“自由化”。特别从里根政府开始一直到后来历届政府，将自由化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9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前商务官员加藤先生忆述到“我们全速推动各方面的自由化，包括金融领域。每次出差，我的公事包里必定包括有关自由化的忠告或者对自由化的祝贺”。
克林顿政府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行动更加强烈。因为美国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希望进入亚洲各国的金融市场，要求政府帮助推开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之门。这里是世界上最适合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新兴市场了（亚洲金融危机前）：1．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在7%-8％的高水平，发达国家仅有2%-3%; 2．投资回报率极高，通常在18%-20％以上，而发达国家仅有其一半；3．居民储蓄率极高，通常在35％以上，而发达国家仅有1％或更低；4．银行利率相当高，通常在10％以上，而发达国家仅有5%-6%; 5．证券市场潜力更大，大众股民参与潜力高，股市发展速度快；而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是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大众的财富大部分证券化，市场的风险很大； 6．占全世界人口4/5的人寿保险市场在亚洲，而亚洲自己的保险业并不发达，西方保险业极为发达。
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拥有巨额资金，发展中国家拥有潜力极大的金融市场，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些市场让外国资金进入了。西方政府采取施加压力和给予诱饵两种方式，要亚洲各国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概念：本地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和“自由化”，让外国资金在亚洲金融市场中自由流动：想进入时，就调进来；想出去时，就抽走。这就是金融“全球化”在政府操作阶段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三、开放适度，自由适量
我国儒学大师孔子被弟子问到，什么是您的哲学真谛时，他概括为两个字：“中庸”。用现代严格数量化的语言来解释就是：适度，适时，适地，适人。办任何事情如果过度、不合时宜、不看当地情况、不管当地人的理解与接受程度，用一成不变的方法、一个概念到处强行推广的话，结果不但会失败，还会给当地造成恶果。
我国总理朱镕基同志在1999年3月15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同年2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由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和戴维·E·桑格两位记者合写的文章，题为《美国如何诱使亚洲让资金进入》。文章主要思想是：美国迫切要亚洲各国新兴市场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目的是为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打开亚洲市场的大门，而且丝毫不顾这些国家的金融基础与监管现实，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亚洲金融危机。
其中文章在描写到美国政府如何向韩国施压，迫使韩国开放金融市场时写到：
“在经过一番跨部门磋商后，美国政府向韩国抛出了十分诱人的饵：假如韩国屈服，它就可以加入发达国际的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名经合组织高级官员忆述说：‘为了能加入经合组织，韩国人同意加快他们原计划中的开放步伐，但是，他们的确担心假如步伐太快，他们的若干金融机构会无法适应。’结果，韩国以错误的方式开放了市场：继续限制像收购韩国公司这样的长期性投资，但开放像银行借贷等可以即时抽走的短期融资的限制”。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经济倒退了10年，本币贬值了50%，大量金融机构与制造企业倒闭，无数工人失业。韩国在危机前曾经是全世界第11强的国家，其家电的生产力可以满足整个中国市场消费，现在落到了台湾和香港的后面。1997年11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向韩国提供550亿美元的援助，并附有苛刻条件的开价。韩国政府接受了基金的条件，韩国人将这一天视为国耻日。
俄国也全面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为其把脉后制定的发展模式，结果怎样呢？经济还是搞不好。俄国在一年内连续换了四位总理，最短的任期3个月．，最长的任期9个月。而给俄国“开药方”的经济学家们所在国的总统是一任四年（还可连选连任）。
四、本地金融市场与外国金融机构，究竟谁是“上帝”
市场经济要尊重市场规律，只有市场接受的商品，商品才能有生命力，企业才能生存，原材料的投入才能够发挥出商品价值，才能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循环。金融市场是市场的一部分，只不过在金融市场上出售的是金融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在金融市场上出售金融商品或提供金融服务的卖方就是金融机构。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大证券公司、大投资银行等争相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目的，就是要占领我国的金融市场，在这个潜力极大的市场上分得一份羹：要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上出售外国的金融产品和提供金融服务。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市场上向大众消费者推出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有多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大类：1．出售各种金融现货和期货产品（例如，现货自由外汇及各种外汇远期契约买卖）;2.出售各种金融服务（例如，人寿保险契约）；3．出售与金融服务有关的各种硬件产品（例如，大型服务器与网络集成设备等）；4．出售与金融服务有关的各种软件产品（例如，专用电脑软件和各种交易操作软件平台）；5．出售与金融交易有关的各种信息产品（例如，在线行情走势图文及各种行业预测报告）；6．出售与金融市场经营与管理有关的培训产品（例如，专业交易与投资分析人员培训）。
由于生产规模和质量的提高，由于市场竞争与技术更新，市场上出售的一般商品，通常表现为供大于求。市场上的某种商品供大于求，就会发生滞销。滞销的商品总会被市场淘汰出局，生产滞销商品的公司也同样被市场所淘汰。金融市场也是一样，金融机构多了，金融产品必然增多，所以也必然有供大于求的趋势。同样会有金融产品的滞销，同样会被市场淘汰，连同经营这些产品的金融机构一起淘汰掉。
亚洲各国的现有金融机构已经不少，国内银行多于米铺，竞争已非常激烈。此时开放金融市场要非常慎重。因为，我国北方缺水，可并不缺银行；南方缺电，可不缺保险公司；西北缺绿色植被，但证券公司供过于求；东南沿海地区缺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绝不缺信托投资公司。在本国金融机构供过于求的市场上，过分听信发达国家的说教，过度让步于发达国家的开价，换取加入以欧美为首的世界贸易组织，与国情不符。韩国已有被诱惑加入OECD的教训导致的金融崩溃的恶果，我国在加入WTO问题上应该有所借鉴。
现在，笔者要提出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本土金融市场与外资金融机构，到底谁是“上帝”？我国拥有本土金融市场，西方发达国家拥有金融机构，他们要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出售外国金融产品，推销美式的金融服务，扩大他们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占有份额，结果会怎样呢？
现在国内的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所以，结果还看不透。但是，从PC电脑软件的市场上，已够让国人忧虑：
“美国的微软WINDOWS98软件，在美国本土市场上卖价为102元人民币，在日本为1200元人民币，而在我国市场上卖价却高达1998元人民币！虽然微软公司没有在我国市场上倾销，但是百分之百的豪夺！中国人消费水平比美国和日本都低几个档次，为什么在美日高工资收入国家的市场上卖得更便宜，而在发展中国家价格要提高几倍呢？按照这种逻辑推理，就会推导出“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有钱”与事实不符的结论。要想让推理符合事实，推出的结论就是卖者垄断我国PC软件市场，国内市场上又缺乏替代品。现实证明这个推理是对的，当我国的WPS软件低价上市后，微软立刻将OFFICE软件的价格大幅降低”。
国内本土市场中的金融机构规模比较小，外国金融机构（跨国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大证券公司或投资银行）都是庞然大物。如果现在就开放金融市场，让这些金融庞然大物进来的话，它们将同国内金融机构“公平竞争”，它们要求我们的金融市场“自由化”与“更大限度的开放”。
这将是什么情况呢？香港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先生在北大对学生讲演时，他预测了可能出现的景象：陈先生同美国拳王泰森同台打拳。陈先生是小个子，五尺不到，又瘦又单薄，一个文弱书生。而拳王泰森，身高九尺，人高马大，力大如牛，前世界级重量级拳击冠军。这场比赛谁输谁赢，就不必说了。陈先生只是说：他还想好好活着。
我们本土的金融机构虽然在目前同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不占优势，但是国内的金融市场是“上帝”，而国际金融机构无论它们的规模有多大，它们在“上帝”面前只能是“子民”。同样，我国的金融机构要到外国金融市场去的时候，外国金融市场也是上帝，我们也是子民。这就是客观规律，我们自己也不能违反。
五、坚持我国金融法律的独立性
金融“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柄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压力。如果能将这柄剑用好，借助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之势，可以更好地促进国内金融体制深入改革，使本国金融体制与国际逐步接轨。更好地吸收国际上金融业经营技术与管理经验，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支新兴力量。如果运用郴好，操之过急，非但欲速不达，还将导致本土金融资源与市场被外国跨国金融机构占领，本国民族金融产业将趋于衰退，产业工人失业将更加严重，本币贬值，最后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国。
从上述的实证材料看，大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少有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展中国家有两个过快开放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的例子：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俄国。经过1997年中期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的现状已经说明了问题。1998年8月22日，俄国宣布暂停偿还外债，金融危机爆发。证明在西方政治压力和经济诱惑之下，过早过大地开放本地金融市场，现在看来，情况比以前还差，比我国更差。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政策，因为货币基金开出的药方更差，不适应我们的情况，不适应亚洲的情况。出现了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药方，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使得情况更糟。好比本来就是一个心动过速的病人，货币基金给开出的药方是加速心跳的猛药，不将病人的心脏跳出来才怪。
六、结论：“三原色”原则
国际金融发展的图画，犹如一幅丰富多彩的油画，多姿多彩的油画可以概括为三种原色的不同协调、变化而成。金融全球化是一种原色，例如海蓝色；另外一种原色是尊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尊重中国金融市场及本地法律的民族特色与独立性，它可以比喻为大红色；第三种原色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合作（例如，APEC会议），好比是柠檬黄色。三种原色缺一不可，否则图画就变得单调无味了。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在几年前过于强调其中两种颜色，即金融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监管的合作，其中更加强调一种颜色：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媒体特别忽视另一种颜色：尊重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与法律的独立性。由于发达国家的媒体的偏激导向，使得国际金融这幅油画变成了蓝色与黄色的混合。在色彩学中蓝黄两色结合成为青绿色，青绿色对于大自然是好事，但是在金融界这个色调太冷了，缺少暖调，不景气。
中国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法应该保持独立性，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国际金融界的合作。在保持独立性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1999 > 1999年总第2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