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青苗法

　　公元1104年，著名书画家宋徽宗赵佶饱蘸朱砂、大笔一挥，隆重追诏18年前辞世的王安石为儒门三圣，位居孔、孟之后，列名孔庙享配。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后人多敬称其为临川先生。这一殊誉，一定是临川先生在大荣大辱的一生中所未曾料及的。这一殊誉，并不单是因为他在哲学研究和文学修养方面的造诣，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曾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政治家的魄力主导变法，虽始兴终弃，未能造就北宋发达、抵御外侮，但朝野同汽富国强兵之愿，毕竟在变法中昭彰显著。
　　这一变法之所以值得歌颂和铭记，也并非只因为改革者的勇气和新旧两派斗争的曲折，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是“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他所推行的，是一种先予后取的扩张性财税金融政策。他变法的出发点，是向民间提供信用借款，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从而增加货物的流通，由此可以在不提高税率的基础上，达到增加国家收入的效果。在他的思想中，就是要想方设法让交易频繁起来，经济活跃起来，而金融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全能的组织力量。
　　于是乎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均输法、市易法等法规澎湃而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史称熙宁新政。王安石坚持将理财作为施政的中心内容，提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用今天的话来讲，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专家治国、经济学家治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也不存在没有缘由的匾乏，正如王安石所言：“自古之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聪明的治国者和正确的政策一定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而他最聪明和正确的理财政策就是由国家提供信用和保障信用，为经济运行润滑。这一政策思路，集中体现在青苗法和市易法中，国家积极经营农业贷款和商业赊销；考虑到政府仓库中物品囤积而不能生利，遂用“市易法”，贷之与商人，以金银地产等为抵押，让他们出卖获利后归还本息。当然，政府同时以看得见的手，挟官府之威和低息之利，打击了城市高利贷者。而新政中的青苗法，同时又是一项重大的农村金融政策。
　　北宋朝廷原在各地设有常平仓和广惠仓，目的在于储盈补、救荒赈灾。丰年之际，由各州县政府负责敞开收购，荒年又由政府平价出售。然而，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并得不到任何金融支持，只得胆战心惊地接受年息达100％甚至200％的高利贷，加之买卖不便、搀假应数、官员营私、官府挪用等等，常平仓和广惠仓维护民生、稳定社会的作用渐渐消失，改革刻不容缓。临川先生时任宰相，当即于1069年9月颁布条例，国家利用常平仓的钱谷和广惠仓的部分钱谷，发放农业贷款，以扶助农民克服青黄不接和灾荒时的困难。具体操作是，夏秋收获季节之前，自愿申请贷款的农民可以将借粮食改为直接借银钱，借贷的金额与农户的资产状况挂钩，收获之后，随着上缴税收一起归还贷款，并支付相当于年息20%的利息。如果不幸遭遇旱涝洪水，还可以推迟到下次收获时再行归还。可见，王安石行青苗钱，废常平仓，是以货币借贷取代实物借贷；以官营低利贷款取代民间高利贷；以生产性贷款取代赈济性发放。应该说，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
　　然而这对以士绅富户为核心的乡村经济和民间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从而也遭到反对派纷纷批驳：王安石改革完属为官不仁，与民争利。的确，这次改革的制度设计过多地以官府为主体，以官员为核心，过多依赖政府体系，没有达成官民互动、官民互济的良好局面。最好的心愿并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
　　临川先生也是太急功近利，青苗法先是在河北、京东和淮南三大行政区试验，但尚未取得和总结成功经验，便匆匆忙忙推向全国。或许临川先生自度以一己之能，当可控制全局，但他并未意识到立法容易执法难，他怎么能够保证所有执行官员的能力、道德感和责任感都到位呢？所以，匆忙的改革普之于天下，就难免四面楚歌，最终导致改革的最后支持者皇帝放弃其支持。
　　王安石在朝廷成为诸多名臣的众矢之的，从“垂髫破缸”到编著《资治通鉴》而青史留名的司马光就是反对派的急先锋。他与王安石反复交锋，费尽心机。与司马光一条战壕的理学名士朱熹敲了很好的边鼓，做了很好的评论：“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坦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行于天下。”
　　有趣的是，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评述，中国一向缺少数字管理的精神，于是，双方殚精竭虑所僵持的，多是定性的是非争论，少有定量的效果分析，熙宁新政究竟成果如何，实在没有确切的校验。政府官员们过于注重在道德立场上的辩论，而没有倾注心血在制度设计上的精益求精，比如，青苗法中贷款的请、调、发、还的若干细节就没有规定；中央政府对各州县地方政府的授权、督促和检查也在若干环节上存在空白，改革注定要失败。真遗憾当时没有胡适先生在旁断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临川先生有《游褒禅山记》优秀散文一篇收入《古文观止》。文中，临川先生慨然日：“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改革未尝不如此。“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的确，对于这位“11世纪的改革家”，我们满怀敬意。历史虽不可重写，但可以反复咀嚼，在改革中重视与主流民间社会的沟通；重视试点经验的总结；重视制度设计的精微之处和定量分析，无疑可以算是临川先生对20世纪改革家们的一些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