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办银行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吹雨打，使得清廷衮衮诸公再也难以按捺，在历经了若干无知而错误的判断和愤懑而绝望的喧嚷之后，以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为首的“洋务派”祭起了“师夷以制夷”的自强旗帜，江苏武进人盛宣怀(1844-1916）便是这一旗帜下的急先锋，他全面地经历和买践了造轮船、兴电报、纺纱布、营铁厂、开煤矿、修铁路、办银行等一系列现代经济活动，成为世纪之交的洋务运动的罕有实业全才。他的心路历程和商宦生涯，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
　　“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盛宣怀在《条陈自强大计疏》中的这一脍炙人口的断言顿时为各方所接受，从而将洋务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暗行潜止，在逐步经历了船、纱、铁、煤和路等实业之后，盛宣怀终于摸索到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中国复杂的封建土壤中描摹列强，以期同样“船坚炮利”，盛宣怀开始洞悉和描摹“船坚炮利”背后的经济体系和制度设计。
　　“综其枢纽，皆在银行”，自此，盛宣怀理论既定，决心既下，开始积极筹措，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盛宣怀早年为李鸿章幕僚，而一经他能够独立施展拳脚，又远比李鸿章来得聪明和策略。李鸿章以为中国商界信用萎靡，民间财力疲弱，曾经指望依靠和联合洋人中外合办银行，意图策应朝廷捉襟见肘之财政，孰知机构尚无踪影，计划已经披露，一时招致交相弹劾，朝野詈言，李鸿章“卖国贼”的面谱又加挂了一层，弄得他心灰意懒，绝口不再提及银行。而盛宣怀起手即上奏曰：“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所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一时使天下归心，师出有 名。随即又体察并直指朝中君臣开拓资源、振兴铁路的急切心情：“铁政奉旨招商，逾年无效，推原其故，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他向众同僚分析，商民对于铁路的投资因为项目偏远，回收漫长，远无信心和兴趣，唯有通过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中介方可支持铁路的巨额资金需要，以达融资之效。
　　在广开财源与兴办银行的关系上，盛宣怀等人与另一派庙堂庸人展开了辩论。在盛等看来，开财源的根本之道在兴实业，而兴实业非得银行支撑不可，银行聚财，实业生财，不可本末倒置。而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为代表的另一派却在对银行毫无知识的情况下，蛮昧妄言，简单地将银行视作货币发行机构，认为钞票一发行，财政困难便可舒解。银行成为财政的马前卒，财政早晚会马失前蹄。好在当时的光绪皇帝尚算明智，倾向于并支持了前者的建言。
　　盛宣怀并不仅仅停留于说服君上、同僚和民众，他执着于最终的落实，于是在组织管理管理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主张。概括而论，大致有二，一则为组织上“官助商办”，二则为经营上“悉从西例”。
　　所谓“官助商办”，就是“商招商办”，但又享受政府的保护和国家银行的特权。盛宣怀26岁即入幕直隶总督府，深谙宦海无常和官场流弊，之后浸淫实业，时官时商，他比谁都明白官和商彻底是两种逻辑，官若插手商，势必弊端丛生而无法收拾，面目全非而顿失初衷。因此他百般举例，说明“银行者，商家之事。”“悉由商董自行经理。”试图在政府与银行之间树立一道“防火墙”。但是，盛宣怀也比谁都清楚，新生银行要快速建立公信力；排除各环节之人为障碍；与资产雄厚的外资银行争夺利益空间，都需要依赖本土政府为靠山，并由之授予各种各样的垄断权利，如存解官款，代理国债等。
　　所谓“悉从西例”，就是一切用人办事都以英国资本为主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章程为准则。中体西用，从而跨越了制度的探索阶段。汇丰银行是在1865年3月根据香港法律成立，初创时主要为中国与海外的贸易往来服务，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单独给清政府巨额贷款，并领导了对华贷款的银行团，曾垄断了当时的国际汇兑。它的分支机构广布，比谁都更具资格作为启蒙中国银行业的教科书。它长期经营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规章制度，也可算是人类可以共享的文明成果。
　　在盛宣怀的一手操纵之下，中国第一家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英文名：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于1897年5月27日在官僚严信厚私人银号的基础上，改组设立。在2,500,000两实收资本中，有1,000,000两来自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天津电报局。总行设于中国第一通商口岸—上海，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镇江等地开立分行。在总行和重要的分行中，除由一名中国人担任经理外，还专门聘有一名外国人（俗称大班）执掌业务经营大权。该行自1898年开始发行银元和银两两种钞票，是中国最早发行的现代银行券。通商银行在自己的国土上抢滩，抗斗外资银行，勉力支撑。其北京、天津分行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又遭焚遇抢。至1905年，繁华散尽，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城头变幻大王旗”,1936年，国民党政府参入官股，通商银行改为“官商合办”，列于“大四行”之外的“小四行”。新中国建国后，其业务逐步纳入国家信贷计划轨道，在1952年底并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国家困窘之时，并绵延逾半个世纪，而这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多变的半个世纪，仅此一项，便足以使该行的创始人盛宣怀名列史册了。
　　盛宣怀之所以成事，荣膺李鸿章拱手相让的中国现代银行奠基人的称号，全在于他深刻把握土壤与气候，明了洋人所能提供之制度资源远胜于资金资源，而中国的政府特权资源和深厚的民意资源和民间商业资源，又完全可以把玩。资源运用之妙，存乎于“嫁接”和“组合”之妙。其实，这种左右逢源，何尝不是一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生存的艰难与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