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贸的经济规则调整

　　一、什么是主流？
　　我国加入世贸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内经济规则与世贸规则调整与磨合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发展中国家。类似这样的大国加入世贸，对于世贸组织本身来说，也是空前绝后的。现在流行着一种说法，说我国加入世贸后，要有一个调整国内现有经济规则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内，我国将把不适应世贸要求的规则调整到与世贸相适应的水平。国内经济规则的调整方向仿佛只有一个，就是与世贸的要求接轨。
　　国内媒体将加入世贸的话题作为一种热点进行“定型化的”报道。所谓“定型化”，是指国内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几乎都是同样的三段论。大前提：我国现有经济规则与世贸规则在竞争和市场开放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加入世贸就要缩小这种差距；小前提：我国现有规则要加大竞争和扩大市场开放时，民族经济就要受到冲击；结论：加入世贸将使我国经济各行各业经受一段痛苦期。痛苦期过后，才有可能步入强国之路。
　　国内图书出版界也在上述“三段论”基础上收集更多的资料，累计成书，迅速在图书市场铺开。世贸题材的书籍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这些图书多数内容也形成了一种“三篇成书”的模式：在一本书中，上篇介绍世贸的情况；中篇介绍我国与世贸要求的差距；下篇讲我国加入世贸后的问题和对策。
　　阅读了上述一些论文和书籍，我们感到有一种明示（不是暗示）：我国现有经济规则与世贸规则似乎存在着一种“市场开放主义与市场保护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调控主义”，“发达与不发达”等不同价值判断的差距。好像世贸经济规则代表前者，市场开放、经济自由，代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发达”。我国尚属于“市场保护”、“经济调控”类型，这似乎代表经济不发达的状况。所以，我国加入世贸后应该逐步调整国内的经济规则，以便达到世贸“发达”规则的水平。对我国调整规则的时期也有采用“阵痛”期来比喻的，如果能够顺利度过“阵痛”期，国内经济规则调整到与世贸规则相适应的水平，结果就会像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一样好。上述传媒明示的价值判断成为大众舆论之后，也会间接影响政策导向的定位。入世后国内经济规则调整的方向将朝着世贸规则的方向进行。
　　看过了媒体和书籍的报道，我们感到流行观念的单一化，只看到了入世的一面，忽视了“世界进入中国市场”的（简称“世入”）的另一面。如果上述媒体和书籍的观点真的影响国内经济规则调整的主流，便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国内经济规则的调整方向做以下粗浅的探讨。
　　二、在经济规则的背后是什么？
　　任何国家经济规则的背后都一定伴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社会历史文化虽然也要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相当缓慢的。社会历史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各国历史发展不同，社会历史文化也不同。在多元的人类世界历史文化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得非常明显。
　　以我国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个字就是“合”字。我国历史文化体现一个合的精神。从唐朝以来的衣裙联体和服，到清朝大家的四合院；从吃饭的合餐制，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在衣食住行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体现了合的精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修身、齐家、治国三合一体的政治理念，也都是合的精神。
　　西方的文化如果也用一个字来高度概括的话，可以用“分”字来概括。以美国为例，政权结构采取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的联邦与州两级政府制。在生活中，美国人吃饭采取分餐制度，子女成年后独立门户，汽车更方便了独来独往。美国人在生活中注重个人隐私，在社会工作中注重个人自由。我不像熟悉中国那样熟悉美国，举不出更多的例子。但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美国社会生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了东西方文化比较方便起见，我在此将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概括成为以合为基础的文化，简称“合的文化”。同样，为了比较的方便，我将美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并将西方文化概括成为以分为基础的文化，简称为“分的文化”。
　　历史文化作为经济运行的背景，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有一定的影响，由于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社会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互相适应、互相作用。例如，在“合的文化”背景下，我国的经济体系中的价值取向是“稳定”。合与稳是互相起作用的：合是稳的基础，稳是合的结果。或者说合与稳本身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合是稳的静态表现，稳是合的动态表现，总之合与稳之间的关系表达一个事物内部的和谐关系。
　　我国经常说“稳定压倒一切”，就是指在任何经济价值取向与“稳定”价值取向发生冲突时，稳定的价值取向优先。我国在经济运行中选择“稳定”作为最重要价值取向，是由于受到合的文化影响。而合的文化又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历史上建造水利工程和儒家哲学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众多人的生存比任何问题都重要。稳定就是众人生存条件的社会基础，合是众人生活关系的基本原则。何况我国不仅仅是人口众多，而且是人口太多和人口过多。在这种国情之下，说“稳定压倒一切”，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同样道理，在“分的文化”影响下，在美国经济体系中的价值取向是“竞争”。只要有分，就一定会有争。分是争的基础，争是分的结果。或者说分与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分是争的静态表现，争是分的动态表现，总之表达一个事物内部的对抗关系。
　　我们用下面的十字图形来表达文化与经济价值取向的关系：
　　在图中，A代表东方社会“合的文化”;B代表西方社会“分的文化”;C代表我国经济发展以“稳定为价值取向”;D代表世贸组织中的发达国家经济（如美国）以“竞争为价值取向”。
　　从我国与世贸的经济规则差别的背后，也反映出东方社会文化精神与西方社会文化精神之间的差别。A和C是互相适应的，我国就是A和C组合模式的国家。同样，B和D也是互相适应的，美国就是B和D组合模式的国家。但是，A和D是不能相融的，无法想像“合的文化”与“竞争的价值取向”如何共存。同样，B和C也是不能在一起的，“分的文化”与“稳定的价值取向”放在一起时，将选择什么来“压倒一切”？
　　有人可能举出我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经济成功的例子，来说明儒家的文化是可以同市场经济相融合的。但是，我并不这样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这种看法似乎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我认为，我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规模都太小，不能同美国和欧洲等大型市场经济规模相比。以小比大，可能是没有可比性的。另外，日本从现在的经济情况来看，已经说明原来不是市场经济，所以，现在才开始搞“金融大爆炸”式的改革，而且改革还是非常艰难的。如果日本是像美国那样的市场经济，现在的调整就容易一些了。
　　或者说市场经济有多种模式，有美国那样的大型化的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也有日本这样在政府影响下的企业关联型的市场经济，还有我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小型附属型的市场经济，也有我国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前面都有一个定语，这个定语就是各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市场经济都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和历史影响下形成的，两者之间配合默契，非人工所为。在比较研究各国各地区市场经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市场规模的大与小，一定要看市场有无附属性。在大型的市场地缘内，文化的影响表现得非常突出，文化与商业特定的配合非常默契。
　　如果要协调不同的市场观念与操作习惯，就要同时融合不同的文化。东西方文化要融合，也可以融合。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着西装，看外国电影不感到奇怪。外国人吃饭用筷子，喝中国茶也司空见惯。东西方文化融合了，东西方的不同市场观念和操作程序也就容易融合了。
　　我国即将要加入世贸，我国的经济规则将要发生调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调整？调整的模式选择是怎样的？如果像上述媒体报道和书籍中介绍的那样，不认真考虑我国东方式的文化精神与人口背景，只谈国内经济规则单向朝世贸组织规则方向调整的话，就可能会出现“A和D'，组合的脱离现实的模式。这种“合的文化”与“竞争”的经济价值取向在现实社会中能够同时并存吗？我还没有看到先例。这种反文化，脱离现实组合格局如果出现的话，只能是人为的、扭曲的成立。同样，B和C的组合模式也可以人为让它扭曲的存在，即“分的文化”与经济“稳定”的价值取向共生，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这样组合存在过的先例。
　　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实际情况是：“B和C”组合的模式在已经加入世贸后的发达国家中没有出现过，包括日本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组合。A和D的组合模式在已经加入世贸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出现过，包括新加坡和墨西哥。所以，我国加入世贸后，如果仅谈国内的经济规则的单向调整，而且调整方向也是单向朝着世贸规则水平看齐的话，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应该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政策定位也是不可以采纳的。
　　三、怎样定位规则的调整？
　　我们阅读过一些资料，感到国内如果完全接受世贸的经济规则，对我国和世界经济都没有益处。我国将近13亿人口，其中大多数是农业人口。我国的人均资源和生产力水平都不高，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所有国家中的100多位。类似我国国情（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世贸也必须考虑我国的人口状况。否则，外国产品和服务将难以进入我国市场，外国金融机构也难以在我国开展业务。所以，应将我国加入世贸看成是双向的，国内经济规则的调整也应是双向的。
　　我们采用下图表达双向调整经济规则的可能性。
　　从图中可以看出，将A和B组合在一起，将“合”与“分”组合在一起就成为有分有合。中国早有分与合的理论，例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演义》）理论，是关于“合与分”在时间上的联系。“合与分”在空间上也有联系，例如，中国有“小人同而不合，君子合而不同”（孔子《论语》）。所以，中国人看待“分与合”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并且，我们追求“合与分”之间的平衡状态：“中庸”。
　　同样，C和D之间也可以找到平衡，即在“经济稳定的价值取向”与“竞争的价值取向”之间也存在联系。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有联系。我们不再赘述了。
　　所以，A向B的方向调整的同时，B也要向A的方向调整。互相调整的结果组成非A非B的中间状态，即A+B组合。我国的经济稳定的价值取向中，要加入竞争的因素，加入国际竞争，外国公司要到我国国内市场来出售产品和服务。世贸经济规则为了促使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市场，也要考虑我国经济稳定的价值取向，否则就进不来。日本加入世贸比我们早，直到今天外国廉价的大米仍然未能占领日本米市。总之，经济规则的调整是双向的，不应该是单向的。我国与世贸应该共同努力，双方都要尊重对方的文化，朝对方的价值取向接近，达到一种平衡。
　　四、结论
　　经过上面的未能展开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简短的结论：
　　我国加入世贸后的经济规则调整，不应该单纯朝着西方经济竞争为基础的价值取向调整，而应该调整为稳定加竞争的中间状态。世贸不能只要求我国向国际水平接轨，国际发达国家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人口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政策调整方向，我们的经济价值取向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化，而应该是三极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