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资本流动

　　四、私人部门的角色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逐渐意识到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不能够解决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不少人指出，依照现行体制，全球资本流通的好处大都进入了私人部门的口袋，但是公共部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却承担了整个体系的绝大部分系统风险。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连IMF和各国政府出资的紧急救援款项，也大都在维持资本市场的运作中流入了私人的口袋。
　　正如在上一期文章的结尾所提到的那样，现在IMF希望私人部门能够在预防和解决金融危机中担负一定的作用、分担一些成本。最关键的也就是希望私有资本能够有一些自我约束，尽量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流动。康德苏先生认为这将是防止金融危机最具有建设性的方法。不过，说到私人部门在今后的架构中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答案似乎还是悬而未决的。
　　关于私人部门的角色，在国际间建立一些基础性的共识无疑是任何具体步骤的前提。这些共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今后国际金融大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应该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具有比较稳定且透明的关系。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国内，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相互提供和共享信息是建立这种关系的一个基础。第二，在这种大环境下，应该促进形成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这个市场对于国内和国外的私人资本都是开放的。第三，私人资本在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中获得机遇与利益的同时，也应该为国际金融体系作出支持和贡献。特别是，私人资本表现出相对稳定的流通对于整个国际金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提高私人投资者进行风险评估的能力。第四，由于资本流动的本性，减少私人资本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危机时刻的不稳定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IMF协调之下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IMF还是可能需要不时介入，发挥其国际金融体系中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德苏先生在其演讲中呼吁IMF的成员国考虑授权IMF为防范和控制金融危机来取更加积极的措施。特别是，在极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如果IMF和各成员国在尽其最大努力之后仍然不能避免国际支付不能的发生，康德苏先生认为应该在法律上暂时地冻结债权人的权利。不过，这一建议需要通过对基金协定进行修改才有实现的可能。
　　五、资本流通的有序自由化
　　从自由贸易向自由资本流通发展，这似乎是整个国际经济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但是关于通向自由资本流通之路，还是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对于众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更是一个在现实中必须面对但又心存疑虑的问题。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解除资本技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这是一个利益与风险共存的过程。
　　毫无疑问，IMF一贯的立场就是促进全球资本流通的自由化，这也是G-7国家乃至OECD国家的共同立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不能实行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各种市场开放就很难真正得到落实。在经历了90年代的几次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的态度还是明显有了一定的变化。在加强国际金融货币金融框架的建议中，IMF正式提出了“考虑资本控制的角色以及如何实现资本账户的有序自由化”。也就是说，虽然IMF继续坚持把“资本流通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movements)作为其既定政策目标，但是无疑更重视在自由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也更强调自由化过程中的“秩序”(order）问题。
　　能够提出“资本流通的有序自由化”，这本身是一个进步。问题在于，虽然谁在字面上对这一建议恐怕都提不出什么异议来，但是一旦涉及具体的事务，大家还是各有看法。因此，IMF的这个建议在实践中面临窘境：太原则则会流于形式而成为一句漂亮的口号；太具体则很难获得各成员国的赞同，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各国的具体情况，几乎无法想象IMF能够设计出一套标准答案来。不过，从IMF的两次关于加强国际金融新框架的报告中还是可以看出基金在这一问题上是取得一定进展的。基金最后还是采用了一种中间之道，概括讲就是“一些能够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加上强调“把各国情况作为不同案例进行具体分析”(case-by-case ap-proach)。而基金将发挥其影响和利用其资源在其中扮演一种协调顾问的角色。到目前为止，经过基金协调在各成员国之间已经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包括有：为了管理国际间资本流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而采取谨慎的政策措施；资本账户的管制解除虽然总体来说利大于弊，但必须谨慎从事等等。今后，IMF将进一步致力于研究如何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管理控制国际间资本流通的风险，并且对各成员国实行资本控制以及逐步解除资本控制的情况进行监测。
　　经过一番风波，现在已是尘埃落定，现任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总裁的德国人霍斯特·克勒先生已经被确认为下一任的IMF总裁。克勒先生在走马上任之前专门就IMF未来的改革方向问题向媒介发表了一系列意见。关于资本流通自由化的问题，他特别强调：资本流动自由化要求稳健的银行结构和监管结构保持同步。每一个国家应自主决定对国际金融市场开放的速度和步骤。只有在有效运作的制度化基础上，自由市场才能发挥积极作用。从其讲话的精神来看，似乎克勒先生更加强调资本流动自由化进程中的秩序问题。
　　六、全球性框架的未来
　　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种比较有代表性也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目前全球金融、贸易体系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市场活动已经先一步实现了全球化，而调控管理机制尚未实现全球化。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在依赖各国本地性（local)的监管来应付全球性（global)的市场，这样当然难免会出．问题。因此，这种观点主张要进一步加强全球性框架，建设全球性市场制度。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视为全球化在制度层面上的反映。
　　反对的声音当然一直存在，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久而有之的担心发达国家操控全球性制度框架，而且这种框架可能进一步削弱传统的国家主权以外，发达国家内部也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从一些学者直指当今世界金融被所谓的“华尔街—财政部联盟”所操纵，到去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外的各种主张，可以说，对于是否要建立一个日渐扩展的全球性框架，大家还是存在不少疑虑。
　　在1998年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进一步增加其在IMF内的资本，同时还委托一个著名学者专家所组成的国际金融机构咨询委员会对IMF所领导的全球金融框架改革建议进行研究评估。今年3月，这个国会的特别委员会公布了其报告，对IMF加强国际货币金融框架的改革彻底唱了个反调。报告指出IMF与世界银行在过去20年中的实践已经大大逾越了其章程所许可的范围，而且还在不断扩展。报告建议IMF退回其最初的职责—在危机时刻提供短期紧急贷款，而世界银行也应该专注与为那些最为贫困的国家提供援助贷款，对于像中国那样已经可以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的国家不应该大量贷款。报告看起来像是要求IMF与世界银行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初始状况下去，而认为市场本身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这一点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也引起了很多的不同意见。IMF与世界银行对报告的内容都作出了反映，认为报告忽略了许多事实也夸大了一些负面的东西。笔者上周在遇到世界银行法律部主任Lichtenstein时曾经向她当面请教过对这个报告的看法，她也是认为报告似乎过于夸大了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问题，对于IMF和世界银行在促进较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以及结构制度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而且她也不认为市场能够有效的解决金融与发展的问题，举例来说，即便中国已经可以通过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支持经济发展，还是很难想象可以筹集大量资金来发展教育和解决环保问题。
　　显然，关于全球性框架的讨论将一直持续下去，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一个终结性的结果，因为全球化的发展一直在进行，而全球性的框架也处在不断的建设与调整中。一个国家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置身事外，甚至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积极参与到有关的建设与讨论中去，尽管发挥影响力可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发言权总是要比没有发言权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