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对普通法有所了解，相信当第一次在我国《票据法》中发现“对价”的字眼时，一定感到既亲切又新鲜。没错，《票据法》第10条不但提到了“对价”，指出“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更进而趁热打铁，紧跟着加上一个定义，即“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不仅如此，“对价”的概念还在接下来的第11条、第21条中又分别露了一小脸，可以说首次亮相就风头十足。
作为英美法，特别是英美契约法中的独有概念，“对价”的引人反映了各国法律相互借鉴、逐步融合的“全球化”趋势，也是票据法领域长期以来“统一运动”的一个缩影。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票据法所固有的技术性强的特征，促使大陆法系传统的中国下决心摒弃门户之见，突破性地在基本法中融入了英美法系的这一做法。究本溯源，我们对票据对价的讨论实在有理由从其原形—英美契约法中的合同对价入手。
一、合同对价之初步
由于法系和语境存在的巨大差异，国人对“对价”的描述不免差强人意。事实上这一概念本身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也几经蜕变，从早期的“真意表达说”、“相对报酬说”，直至相对成熟的“交换说”，无不深深地打上时代以及现实需求的烙印；即便是同为后者，本世纪美国最权威的两部《合同法重述》(Restate-ment of Contract Law）中的表述又有不同。以本文的立意与篇幅，要展现其全貌实无必要，也远非笔者力所能逮，以下的尝试不过是有选择地提供一些尽可能切题的诠释。
对价，又常被译为“约因”，来源于英文中Consideration一词。简单地讲，对价是指合同一方为换取对方实现其行为或履行其诺言而作出许诺、行为或牺牲，它既可体现为施与对方的利益（Benefit)，又可由自身所受的某种损抑（Detriment, Prejudice)所构成。关于后者，1891年纽约州上诉法院审理的Hamer v.Sidway案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原告的叔叔在原告年满15岁时许诺：如果原告在成年前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骂人，他就可以得到5,000美元。原告做到的这“四不”后来被法院认定构成了足够的对价，因为它们确实是“应对方的要求而放弃的某种法律上的权利”。
传统上，合格的对价可以是现在的，也可以是将来的，但惟独不能是过去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价理论特别强调“交换”或者说“换取”(Bargain).承诺的对价，必须是为换取承诺而付出的；假使一项付出，在承诺之前已经做出，或是基于与承诺无关的原因，则被称为“过去的对价”(Past Consideration)。尽管也存在个别的例外，但在英美合同法中，“过去的对价不能构成合格的对价”这一原则总体上还是被保留下来。
对价必须具有经济价值，也就是说对某人蕴涵着无限情感寄托而对他人毫无意义的东西，不能成为对价。当然，对价并不意味着价值的对等交换，英美法上有句著名的格言：“一粒胡椒子也可以作为对价”。在美国的第一部《合同法重述》中，对价是否“足够”(Sufficient)的问题还曾被提及；而到了第二部，这个字眼已彻底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听说国外签订一元钱甚至是一分钱的协议，金额虽小但事关重大，因为它的有无决定了合同是否满足对价的要求。此外，对价还有一些排除性的规定，非法行为、履行法定职责、道义责任或原有债务的行为都不能构成对价。
法学界曾有人置疑：如今对价理论在英美已日见没落，我们拾人牙慧能有多大意义？的确，现在普通法国家法院已鲜以对价为根据直接断案，法学院在讲授时也似乎更多地着力于对价之替代——禁反言（Estoppel )但是笔者以为，如果能对英美法律发展做一宏观上的把握，不难发现上述现象的出现是合乎规律的，而对对价理论的简单贬低是不恰当的。我们知道，对价理论是在颠覆中世纪英国令状体制的背景下崛起的，在英美法律成文化日趋明显的今天，其隐身幕后、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细读美国《统一商法典》，许多地方很容易发现对价的影子，只不过是不再被直接冠以此名而已。
依笔者愚见，对价反映了一种“欲所得，必有予”的哲学，实际上是合同法平等互利核心思想的体现，并且体现得相当直观。经过几百年的潜移默化，这一思想早就深入人心，市场观念已融入英美民众的思考方式，实在不必再刻意强调，而我国在此观念上恐怕尚有所欠缺。此外，《票据法》引入对价的概念，避免了占用大量篇幅来解释合同法上的基本原理，突出了中心，保证了法律的简洁清楚，难说是不智之举。
二、《票据法》中的对价
依据票据法的要求，想取得票据权利，相应的对价同样必不可少。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2款更明令禁止，“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在界定“对价”时，《票据法》回避了英美合同法上的晦涩，突出了两点：“双方当事人认可”和“相对应”。“双方当事人认可”表明了对价的予取，必须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此外，它还和“相对应”一道彻底地否定了“票据对价必须与票据金额完全相等”的认识。其实只要联系一下实际，上述认识的荒唐不言自明：由于票据具有的信用职能，付款期前的资金需求使得以低于票据金额转让票据成为常有之事；倘坚持票据的等值交换，要么将抹杀票据的流通性，要么是把票据当成了货币。
有关“相对应”的理解相对而言更为复杂。经院派的解读认为，此语意在凸显“交换”，票据对价与英美合同对价理论在这里实无二致，对其极端化的逻辑推演即是：无论票据金额有多大，一粒胡椒子都可以作为对价。与此相反，主流观点主张不应僵化地将合同对价套用于票据。一个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不能单看其是否付出了代价，还要看他支付的是什么样的代价以及有多少。换句话说，“对应”应该解释为“相当”，因为票据与生俱来的金钱属性要求对其对价进行定量分析：如果所支付的代价明显低于票据金额，或者说“不相当”，则其不构成法律要求的票据对价，持票人应被推定为恶意持票人。
比较对价在票据法与合同法中的同异，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比方说，《票据法》第3条规定的“票据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点到了票据对价的合法性问题。再如第10条第1款的“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捍卫了对价的道德底线，指明了对价的经济价值要求。
再来看看不同之处。有别于普通的合同对价，票据对价可以由过去的债务或责任所构成。这一点是与票据的支付职能紧密相连的，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签发票据的目的正是为了偿还已有债务，像签张个人支票来缴纳房租等，票据背书转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事实上，即便是英国，也早在1875年的判例Currie v. Misa中就确立了这项特殊的原则，即原有的责任或者债务，可以构成票据的对价。
在票据法和合同法中，缺少合格的对价所造成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票据对价，属于票据基础关系，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实质上相当于票据原因关系导致的后果。假定签发了一张没有对价的票据，只要签发人具备票据行为能力且票据表面记载符合法定要求，这张票据本身就仍然有效，受影响的不过是票据的接受者不能享有相应的票据权利。再举更复杂一些的例子，盗窃票据显然没有支付对价，小偷当然也无法获得票据权利；但如果其补记后又转让给了善意并支付了对价的第三人，票据义务人就不能再对该第三人主张抗辩权了，因为首先该票据是有效的，其次第三人的票据权利也是完善的。对于合同对价，常见的一种误解也是把其当成合同的生效要件，实际上在英美国家，它从来都只是作为合同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Enforceabil-ity）的条件。
票据中的对价还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票据法推定所有的持票人，在其获得票据时都已经支付了对价；想要证明某人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提出此主张者即票据的义务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反观合同对价的有无及其是否合格，则须由该对价的提供方来加以证明。
但凡是原则，总会有例外。对价在合同的作用同样并非绝对，不但早期盖印契约（Contractunder Seal）享有豁免并延续至今，渐进发展而来的禁反言也逐步完善形成了特例，此外新近英美成文法当中特许的无对价合同更多。相形之下，票据对价的例外要简单得多，仅仅局限于法律特别规定的三种情况。《票据法》第11条指出：“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也就是说，持票人以上述三种原因取得票据的，得享有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哪怕其实际上并未支付相对应的代价。依此规定，票据一旦被赠与，赠与人就不得以受赠人未给付对价为由而要求取回票据，因此在这里奉劝那些有意拿赠送票据开玩笑的朋友最好别付诸行动，弄不好真的会引来许多麻烦。
在法律中，对例外再加以限制的情况相当普遍，此处也一样。第11条跟着就来了一项“但书”，即“（上述）持票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规定了他们所能享受的权利应依其相对让与人的权利而定。假使前手的权利是不完善的或根本不享有票据权利，则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也要受影响甚至干脆化为乌有。另外笔者以为，根据票据法原理及立法意图，本条中的“前手”似应进一步限定为“直接前手”，方显得更为准确。说到底，想要白拿票据不容易，免费的午餐难觅，到手了也未必就好吃。
2001 > 2001年总第4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