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造业、金融业与制度的“正效应”
（一）广东东莞市
东莞市委书记佟星很少在凌晨1:30点钟前睡过觉，第二天早晨6:30点又起床工作了。当笔者问到东莞未来发展时，他说，“东莞再过5年，这里的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其中外省来东莞打工人口超过700多万。现在最要紧的是做好水、电、汽、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50亿元人民币将原来的城区扩大到200平方公里”。
位于广州与深圳交通线上的东莞市，2000年出口额达到171亿美元，2001年达到190亿美元。连续两年排在深圳和上海之后，在全国城市出口额居第三位。[1]东莞地区企业总数中，1/3资产依然是公有，2/3资产被民营与合资企业分享。这里有2800多家IT企业，配套程度非常高。外商投资企业14000家，占34000企业总数近24.4%。由于东莞在IT业产量规模大，配套品种齐全，业内已有“东莞塞车，世界缺货”之说。
佟书记接着说：“东莞地区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各业总产值的95%，农业不足5%，并已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于制造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地方政府2001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到达100亿元。制造业需要大量工人，外省来东莞打工的人数超过500多万，本地人口只有130多万。春节从东莞回到外省家乡过年的工人超过了300万，另有一些企业出口定单时间紧，只休息了几天就开始生产了。由于东莞地区制造业发达，电话联络频繁,2001年的电讯业收入79亿元，相当于一个大城市的电讯收入”。
“东莞巨大的加工制造业与出口创汇积累，使这里银行存款超过1500亿人民币，存贷差超过800亿。东莞地区的（含外地人口）人均存款超过2.1429万元人民币。每年从这里汇到外省的资金达到300亿元（含打工族赡家汇款）。东莞地区成为吸收外省就业人口、并向外省输出资金的经济拉动中心，形成了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正向拉动效应”。[2]东莞的制造业发展，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不缺资金，又吸引人才和解决就业的经济拉动中心。
佟书记最后说，“当经济发展越快，越好的时候，解决问题的资源也就会越多”。接着往下推理：当解决问题的资源越充足时，问题就越容易被解决。当问题越是容易被解决时，对经济发展就会更加产生促进作用。
也可以反过来倒着推理：当一个地区的经济越是不发展时，解决问题的资源就越少。当解决问题的资源越少时，问题就越难以解决。当问题越是难以解决时，问题也就会越累积越多，此时经济就更加难以发展。
东莞政府比外省同类规模同级政府人数在相对数量上都要少：32个镇政府总共有公务员1500人，平均每个镇政府50个公务员。32个镇总共有5000个警察，平均每个镇只有151警察，但是，就是这151个人却要为每个镇平均212103常住与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根据当地法院统计资料显示，当地民事经济案件的结案率达到99%,执行率达到98%，民事调解率达到100%。这些具体数据也证明了佟书记的推理是可以被当地实际数据支持的。
这一推理反映出一个事实：地缘经济数据与法律制度效果是具有相关性的，经济数据对制度效果有正向的相关性。笔者将这些与制度效果有相关性的地缘经济数据，称为地缘制度的生态系统。如同植物的生存需要阳光、空气和水分一样，制度存在也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如市场经济制度，需要当地具有一定数额的工业总产值，一定出口创汇额，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一定的GDP和人均GDP等。再如，金融制度建立，就需要当地具有一定规模的存款额、贷款额、资金输出或输入规模等。
（二）珠江三角洲的制造工业带
笔者再把东莞的例子，放大到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一个更大的工业产品制造地带。广东依靠这个制造业带成为全国第一个GDP超过万亿的省份。根据2002年《广东经济年鉴》统计，2001年广东省工业增加值以3554亿元位居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首，成为工业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地区。这里的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2%，高科技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23%。2001年广东省的城镇居民人均GDP超过2.5万元人民币。人均存款达到1.5万元。[3]广东省的GDP占全国GDP总额的1/9，而广东省的人口7298万，国土面积18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国人口1/17.8和1/53。
广东省每平方公里的创造价值能力，超过其他省份。具有如此大的经济资源，广东解决问题的资源就非常充足了。所以，广州市的城区改造解决同原来居民的搬迁问题，也就相对简单了许多，速度也快得多，城区改造效果也明显得多。
雄厚的经济资源，也使得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具有预期与合理。根据《广东省城市化“十五”计划》，到2005年广东将形成三大城市群体：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粤东沿海城镇群和粤西沿海城镇群。到那时，广东全省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0％以上。其中经济特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60％。
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到达30％是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该国家或地区将进入加速度发展阶段。而广东2001年就已经超过了临界点，达到了31.5%。珠江三角洲地区地缘延伸，形成珠江口东西两大制造业地带，制造业发展积累了巨大的金融资产。例如，处于这一地区的深圳，2001年存款2800亿，贷款4200亿。深圳面积只有1948平方公里，但是，这里聚集了17家中资金融机构和27家外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130家创业投资公司，其数量占全国该类公司的总数的50%。深圳聚集了各类金融从业人员达到14万人。深圳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香港，金融业发展正在追赶香港。
珠江三角洲地区存款超过万亿，存贷差也相当大。同样，珠江三角洲地区吸收了外省大量的劳动力，向外省输出了数以千亿的资金。广东珠江三角洲与深圳特区连在一起后，该地区对周边拉动效应非常大，而且是正向的拉动效应。珠江三角洲的制度建设，也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正向的拉动。
（三）沪苏杭15城市群制造业[4]
笔者再把目光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2001年，上海市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950.8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2%,增长幅度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水平。2001年上海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584.22亿元，当年新增1812.71亿元；贷款余额7187.9亿元，当年新增1221.34亿元。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10102.34亿元，现金支出10305.35亿元，收支相抵现金净投放203 ．01亿元。
2005年，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将形成超大范围的地缘制造业地带。长江三角洲辐射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等15个城市。随着上海到宁波和上海到张家港两座超长海上大桥建造，上海到上述15个城市的时间将缩短到2.5-3小时之内。该地区有5000万人口,并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为高科技制造业提供了合格的技术工人。该地区制造业迅速发展，正在带动该地区金融资产快速积累。该地区的GDP超过2.5万亿，人均可支配的现金高达5万元（超过4000美元）。
根据台湾在大陆商人的问卷调查显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制度完善程度在全国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台湾商人愿意到这里来投资。[5]
2001年，江苏省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9514.6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年末江苏全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9700.7亿元，贷款余额6671.7亿元，分别比年初增加1297.1亿元和702.3亿元。存款中，企业存款余额3610.7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172.8亿元，分别比年初增加397.4亿元和716.0亿元。贷款中，短期贷款余额4613.9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1521.9亿元，分别比年初增加281 ．1亿元和322.3亿元。银行现金收入22799 ．5亿元，银行现金支出22983.8亿元，净投放184.3亿元。年末现金(MO)流通量1644.3亿元，增长8.2%；狭义货币（Ml) 4455.6亿元，增长9.8%；广义货币( M2) 11209.3亿元，增长14．0％。
江浙沿海地区距离香港及台湾的直线距离比广东和福建更远，但是，现在镇江、昆山、苏州、宁波等地区吸引更多港台投资企业，而且数量还有增长的趋势。这里吸引台湾商人来投资的最主要优势，还是当地的制度与政策的优势。其次，还有交通条件的便利优势。由于国际航班在上海虹桥和浦东两个机场起降的架次比广州白云机场和深圳黄田机场更多，这里成为人流最为密集的地区。上海港货柜装卸量排全国第一，广州港和深圳港排在其后，所以，长江三角洲的物流增长趋势有增无减。
伴随着人流与物流的是资金流，大上海地区的资金集中程度，已经超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周边省区的拉动作用也是正向的，外省的打工人口向这里集中，资金从这里向外省汇出。长江三角洲同样显示出拉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正效应，以及拉动制度完善的正效应。
（四）渤海湾制造业地带
类似的情况在渤海湾也可以看到。渤海湾制造业地带是长江以北的最大制造业地区。这里有北京、天津、廊坊、唐山、沈阳、鞍山、大连、营口、吉林、长春、哈尔滨、济南、青岛、烟台、威海、维坊、石家庄、保定等18个城市，人口超过5000万，GDP达到2万亿。这个制造业地带的工业基础雄厚，技术工人成熟，有能源和原材料基地，交通便利。从北京到其他各城市的高速公路网已经使用，飞机1.5个小时，汽车6-8个小时可以到达。假如将来资金和技术问题可以解决，笔者认为应该建设从大连到烟台的海底隧道。这条海底隧道通车后，从辽宁到山东的距离，将从原来的12-15个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以内，这将大大缩短两个直辖市及五省区之间的物流距离，较大节省运输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天津、北京、大连和青岛四大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巨大的电子、通讯和药业多种产业。而且，中国将来最有希望的文化产业资源地带，也可能在“两市五省”（京、津、冀、鲁、辽、吉、黑）地缘圈内形成。渤海湾工业制造带还有另外三个省区（晋、豫、蒙）相连，这里拥有巨大煤炭和电力资源、也有巨大的粮食及劳动力供应。
以北京市为例，在2001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817.6亿元，比上年增长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5300元，按当前汇率折算，达到3060美元，比上年增长10.2%。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地方企业出口的59.8%，主要是电子及通信产品。[6]金融保险业：金融保险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全年金融保险业增加值430.2亿元，比上年增长11.6%。金融业务不断扩大。2001年12月，北京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2223.4亿元，当年新增2476.2亿元，比上年增长25.2%；贷款余额7202.9亿元，新增1207.9亿元，比上年增长19.9%。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10577.9亿元，现金支出10459.7亿元，收支相抵现金净回笼118.2亿元。北京巨大的金融资源，也支持北京市制度化建设发展。北京是全国律师公认的最讲法制，法官素质最高的地区之一。
再如天津市，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826.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0%,继续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上年的17993元增加到19986元，增长11.6%。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基础上，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全市财政收入完成304.5亿元，比上年增长24.4%。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562.55亿元，比年初增加280.9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继续增加，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284.95亿元，比年初增加112.55亿元，其中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117.34亿元，比年初增加105.87亿元；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67.62亿元，比年初增加6.68亿元。企业存款继续增加，年末存款余额946.89亿元，比年初增加75.32亿元。金融部门逐步扩大贷款规模，年末贷款余额2159.86亿元，比年初增加295.4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分别比年初增加145.89亿元和94.31亿元。年末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402.69亿元。全市金融机构现金收入4782.14亿元，现金支出4793.23亿元，收支相抵，货币净投放11.09亿元。
天津拥有的经济基础，也支持这里的制度发展成良性循环。人们普遍认为，天津也是最讲规矩，最讲信用的地区之一。从全国媒体上看，天津商店很少卖假货，很少出伤亡事故。城市居民生活在平稳祥和的氛围之中。
2001年，山东省年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43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元，按当年价格计算，达到10465元，比上年增加910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1%。同年，山东省金融存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8501.7亿元，比年初增加1079.7亿元，比上年多增171.8亿元。其中企业存款余额2307.9亿元，比年初增加221.7亿元，比上年少增130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063.8亿元，比年初增加597.8亿元，比上年多增240.9亿元。2001年末全省各项贷款余额7017.7亿元，比年初增加841.6亿元，比上年少增76.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509.7亿元，比上年多增189.8亿元，其中工业、商业贷款分别比年初增加95.3亿元和38.7亿元，而投向农业、个体私营企业的贷款分别比年初增加178.9亿元、7.4亿元，比上年多增69.6亿元和2.1亿元；中长期贷款比年初增加256.4亿元，比上年少增131.2亿元，其中的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长较快，比年初增加114.7亿元，比上年多增41亿元。山东的经济实力在广东之后，山东的制度建设也不让广东。这里也被台湾商人投票选为适于投资的法制地区之一。
上述三个沿海地区制造业地带的发展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制造业发展带动金融资金积累。第二，金融业积累资源为制造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因此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第三，在上述三个地区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发展较快，并迅速同国际商业制度与惯例接轨，从外商愿意到这些地区投资的踊跃程度看，这些地区的制度建设，已见成效。
由于上述三个制造业地区带动当地的金融业发展，对拉动全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统计部门资料，2001年，广东工业产值，增加3554亿元，排第一位。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工业产值，分别以2921亿元、2908亿元、1924亿元和1781亿元的增加值总量，分列第二至第五位。
上述五个地区增加值总量合计13088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8.5%，接近全国一半。新增总量占全国新增总量的60%，拉动全国工业增长6个百分点。具体看，广东省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2%，江苏、山东所占比重相同都是10.8%，上海占7.1%，浙江占6.6%。[7]上述三个地区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律与司法的数据化建设，也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二、制造业与金融业互动
我国金融业主要是依靠制造业积累资金，依靠金融交易积累资金较少。这个特点不容忽视。因为这个特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所谓普遍性意义是指，不但我国如此，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发展过程，几乎都是如此。我国制造业带有明显的亚洲地缘特点，看重地缘与人缘因素。所以，我国金融业的制度发展与地缘特点有相关性。
我国改革开放后，先发展起来的制造业地区与出口贸易有密切关系。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能够率先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第一笔资金的积累，也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完成的。如果说11年前我国两个证券所，分别选择在深圳和上海时，还被猜测带有某种程度的政策因素的话，现在看起来，当时的选址，也符合资金集中的“地缘优势”。
金融业发展要集中大量资金，而我国的金融资产的集中，主要不是依靠金融交易获得的，而是依靠制造业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哪个省制造业越发达，哪个省就会快速积累资金。深圳和上海的发展先后两次证明了这一点。
上海是我国的老工业城市，1949年后“上海货”一直是国内制造业规模与产品质量的代名词。20世纪90年代后，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经济发展了，制度健全了，外商选择上海为我国最适合居住的大城市。2001年上海市完成工业总产值8000亿元，GDP480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680多亿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超过500亿人民币。
深圳发展的过程，可以再次证明上述道理。1980年，深圳还是一个边境渔村[8]，凭借国家给予深圳特殊政策的优势，加上这里靠近香港的地理优势，以及吸引人才的优势，经过21年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大型新兴城市。2001年深圳（含外来人口）人均GDP达到5123美元（折合42600人民币）。2001年，深圳特区工业产值3100亿元人民币，GDP达到1908亿人民币（全国第四位），财政收入262亿元人民币（上缴中央税收480亿人民币），排在上海、北京之后。2001年城市出口额比较：深圳出口375亿美元，排全国第一（上海277亿美元，居第二）。
为什么在两个东南沿海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了新兴制造业，渤海湾地区随之也发展起来呢？相比之下，我国内地传统性老工业区，却在改革开放新一轮竞争被东南沿海地区超越了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文分讲。（未完待续） [1]2001年北京市出口额为134亿美元，天津市出口额为95亿美元，山东省出口额为181.3亿美元，江苏出口额为289亿美元。
[2]对周边地区负效应是指，只从周边地区吸收资金，不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
[3]2002年1月，（今日民航）“三大都市圈角力谁更强”，乐岗，第84页
[4]同前注，另见2001年《上海统计年鉴》。
[5]香港凤凰卫视咨讯台2002年1月间的报道。
[6]北京市2001年统计。http: //www. stats. gov. cn
[7]见中国统计网hitp://www.stats.gov.cn
[8]1980年，深圳GDP只有6000万元人民币，农业人口29万。只有一家公司和一个兽医。
2001 > 2001年总第4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