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9年货币供应量的指标数据来看，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供应量在2009年都出现了历史罕见的高速增长(见图1)。一方面，M1、M2的增长都出现了历史高位；另一方面，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也是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信奉货币主义的市场评论家预测，这样的货币扩张异常迅速，迟早要引发高通胀，[1]因为他们认为，通胀毕竟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他们都呼吁当局早日采取治理对策。[2]
批驳以上论点的最好案例就是“流动性陷阱”。当市场预期普遍不看好市场前景，认为未来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不高时，即使货币供给有所增长，投资者也会持币待购，使货币沉淀，而不会变成现实的需求增长。货币供应量不能成为全面反映物价上涨走势的因素。[3]
与通货膨胀的争议相比，理论界对我国当前存在普遍的通胀预期的判断更趋向一致。除了部分学者对我国当前已经形成通胀预期持否定态度外，大部分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我国目前私人部门已经形成普遍的通胀预期。[4]央视调查显示，52％的被调查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中国正面临明显的通胀预期，42％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是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5]
二、通货膨胀预期管理：一种危机管理理论
2009年10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近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增长、调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管理好通胀预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2009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将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纳入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给予通胀预期管理前所未有的重视。
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理论，更多的是一种危机管理和危机干预的理论。与所有的危机管理目的一样，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是要将通货膨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助推作用减少到最小。管理通胀预期与防止通货膨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通胀预期的目标，是为了平滑价格总水平的波动，避免通胀和通缩的交替出现，使经济运行的环境尽可能稳定，以及避免因预期而产生恐慌性的群体性行为。防止通货膨胀，则是一国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相应的收入政策和指数化政策等措施，将通胀率控制在既定目标。
我国理论界对通胀预期管理理论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流派：
1．自我实现论。该理论认为，预期会自我实现。通胀一旦形成，将产生对经济和社会的秩序破坏。这种破坏首先会造成对资源配置的错误引导；其次，将引起对低收入者更为不利的再分配，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最后，通胀无法在长期内解救失业，并可能孕育新的通缩。要进行通胀预期管理，就是要打破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过程。[6]
2．危害论。中国理论界一向非常重视通胀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李拉亚曾把通胀的危害总结为社会危害和经济危害。[7]社会危害表现为通胀使分配不公、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平下降，拿固定工资的人实际收入下降，通货膨胀是对固定收入的一种隐形税收，并由此提炼出一种“容忍”限度理论，研究人们对通胀的容忍界限。他认为在容忍界限内，似乎益大于害、得大于失。经济危害是指通货膨胀变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对价格变化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的混淆，从而使市场行为紊乱，资源配置失调、经济效率低下。而通胀预期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8]，因此也具有社会危害和经济危害，要及早干预。
3．政策折扣论。预期的主体是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预期管理的主体则是各国中央银行。它们之间的目标差异和行为差异，往往导致经济政策和预期管理的措施不能达到预定目的。[9]例如，当通胀预期形成时，居民和企业都会作出反应，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或投资行为，要求提高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由此会对实际通胀产生实质影响。此时，政府往往也会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对形成中的通胀作出干预。但是，由于居民和企业的行为已经对实际通胀产生影响，使政策本应针对的情况发生变化，因此，很容易导致政策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10]这种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制定政策要考虑到预期有部分抵消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非常强烈，所以2007年的中央经济会议要求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实际数据显示，到2007年年底，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在2007年之前5年里平均不到3%。这说明，通货膨胀预期在2007年应该是非常高的，制定货币政策时充分考虑了预期的抵消作用。
以上几种理论，都从不同视角看到了通胀预期的外部性，从而得出通胀管理的重要性结论。但遗憾的是，上述论点都未能够系统说明通胀预期形成的机理，例如政策折扣论，缺乏一个量化的模型来衡量对政策的抵消作用到底达到多大比例，因此对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有限。
三、我国通胀预期形成的深层原因：从法律金融学视角考察
在通胀预期形成的原因方面，理论界争议很大，莫衷一是。肖钢认为我国通胀预期主要来源于输入型的流动性过剩。[11]他认为，全球流动性快速增长使中国流动性输入风险逐步增大，这是形成我国通胀预期的主要原因。刘国光则认为通胀预期是经济较快复苏带动的需求和物价上升、美元持续贬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可能带来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货币信贷供应超速增长的滞后影响（半年期）、货币信贷持续扩张的预期[12]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易宪容认为通胀预期管理的焦点就是要关注资产价格变化、要放在住房投资品的银行信贷管理上。谢国忠持有相似观点，也认为中国的老百姓通胀预期主要是由房地产引起的[13]。
对于我国通胀预期形成的原因，从表面来看，的确是资产价格上涨使人们形成通胀幻觉，从而引发通胀预期。但究其深层原因，笔者与以上几位学者持不同观点。我国公众对通胀的预期有其制度上的深层原因。社会公众形成通胀预期最直观的途径就是观测和研究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中央银行的行为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天量的货币供应量虽然没有引发通胀但已经带来严重通胀预期的最直接原因。
首先，我国中央银行并不是一个以币值稳定为单一目标的中央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与促进经济增长两个目标的内在矛盾性，常常会使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存在两难选择。这一方面为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埋下伏笔，但也常常给政府以通胀为代价实现某些短期目标提供了便利。当经济增长指标低于政府预期时，民众会迅速察觉到中央银行下一步为“保增长”而会采取的行动，从而为通胀的到来做准备。即使中央银行承诺“锚定”低通胀率指标，这一缺乏任何惩罚机制的承诺也是不可置信的。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式。而从实践效果看，这种做法仅具有短期效应，其弊端日渐明显。降低通胀率，则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14]例如，自1975年以来，德国中央银行率先实行这一战略，每年都公布货币供应量（M3）增长的上下限（如1997年为3.5% ~6.5 %）作为监控目标，并影响通胀预期。如超出上限，表明通胀压力加大，中央银行将提高利率；反之则降低利率。德国中央银行控制通胀的成绩，已是举世公认。而直接盯住通胀指标战略，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中央银行采用的新做法。其要点是中央银行公开承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坚决寻求稳定的低通胀率，依据其所选定的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指标，宣布未来一定时期内其所力求控制的通胀率的指标范围（如从1％~3％，即所谓通胀指标区），并根据预测调整货币政策，旨在通过建立稳定、可信的通胀预期（这是战略成功的关键），影响工资和价格制定，最终实现价格稳定。如英格兰银行自1992年10月起，将物价上涨不高于2.5％作为指标。如预测值大大超出指标区，就提高利率，反之则降低利率。
其次，一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其执行单一通胀目标制度的重要配套制度，与通胀预期和预期的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IMF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程度和一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密切相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将有效地降低该国的通胀率。[15]尤其是对采用盯住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的经济体来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保障该项货币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之一。[16]也就是说，按照Cuki-erman、 Webb和Neyapti三人的定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可以从中央银行领导任命程序、中央银行与地方政府冲突的解决方式、明确的政策目标的实现和借款给中央政府的法律限制四个方面考量。[17]无疑，按照这个标准，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道路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缺乏问责机制和透明度，也会造成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沟通壁垒，从而给公众的通胀预期带来不确定性。问责是指当中央银行未实现预先宣布的通胀率目标时，公众及政府有权力对央行展开问责，要求中央银行作出合理解释，问责制和独立性作为配套制度，二者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透明度是指中央银行可以广泛利用各种沟通手段向公众和市场说明中央银行未来的计划、目标和决定。中央银行可以从政治透明度、经济透明度、程序透明度、政策透明度、运营透明度等多个维度来衡量其透明程度。[18]
综上，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格局下，中央银行的多重身份就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不改变，很难使社会公众相信其真正是以币值稳定为目标，货币政策就会失去信誉。一旦出现2009年货币供应量连续高速增长的现象，老百姓很可能认为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而持续增加货币投放，通胀预期就可能恶化。再加上社会公众并不真正明白从货币到通胀之间在传导机制和程度上会有一定抑制（这也与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宣传力度有关），通胀预期改变了公众的实际消费和投资行为，从而真正加剧了通胀，完成了通胀预期到通胀的实现过程。
四、对我国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建议：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独立性和问责等
通胀预期在实际通货膨胀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应用价值。中央银行逐步认识到，只有当通胀预期被较好地锚定时，货币政策才会更容易取得成功。法律能够给予社会公众最稳定的预期，管理好通胀预期，就要从立法上入手，修正我国目前立法上一些模糊的制度安排，先给予公众确定的预期。
1．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实行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inflation targeting)。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是指中央银行向社会公众宣布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直接对以“通货膨胀目标”为主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负责。该货币政策框架赋予了中央银行进行工具选择和操作的高度相机抉择权力。[19]从国际实践来看，执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国家不仅有较低的通胀率，而且也有着丰富的通胀预期管理经验，如新西兰和欧盟。[20]
实行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后，中央银行将摆脱为“保增长”、“调结构”而必须承担的通胀成本，切断中央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使社会公众从“通胀税”的恐慌中走出，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众的预期管理。
2．实践中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还表现出具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制度安排。其独立性、责任约束和透明度成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附加特征和要求。
(1)在独立性建设方面，有学者曾建议将中国人民银行由向国务院负责改为向人大负责。[21]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国外中央银行获得独立地位的标志性措施。这不仅仅体现在由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更主要地体现在当中央银行和政府对重大经济决策发生严重分歧时，中央银行可以拒绝听从政府的指令，按照自己的方案行动。能否获得独立性是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的重要保障。在实践中，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可以不顾及政治意愿，相反，很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独立性很强的中央银行往往会主动适应和配合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实行所谓的“自我施加的约束”。
(2)问责性。当中央银行没能实现预先宣布的通胀率目标时，公众及政府有权力对中央银行予以问责，要求中央银行作出合理解释。[22]《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就规定，只要有一个季度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储备银行行长就会被免职。有学者建议我国可以引入相应的基于规则的干预和处罚机制；也有学者从立法层面，建议中央银行法应减少政府对人民银行制定政策的影响，赋予人民银行更多的自主权，用问责制来约束和监督人民银行的行为。[23]
(3)提高透明度，与公众沟通是一个重要制度安排。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承诺的可信程度，即公众是否相信中央银行的行动和其公布的目标是一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链条比较长，所以必须向公众解释如何区分货币政策和其他因素对通胀的影响。为了维持在公众眼中的可信度，中央银行要及时提供有关整体经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及政策意图的信息。除此之外，中央银行有责任教育公众，鼓励公众理解并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沟通的方法形式有很多，可以通过发布文件，如定期在中央银行网站上发布货币政策或通胀报告、统计公告、年度报告，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报告和公开信，定期公布通胀数据及数据采集方式。其他公众教育的方式还包括公开介绍，如公开演说、新闻发布会等；非官方的介绍；对公众进行有关货币政策知识的教育；等等。 [1]“货币数量论”是通过货币扩张速度衡量通胀的理论基础。其关于货币数量与一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经典表达式为MV=PY。其中，P代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Y代表国民产值或国民收入，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代表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是一稳定的函数，从长期看，货币数量的增加，并不会影响实物部门的产出，只会影响实物部门的价格水平。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瞿强、杜丽群译：《货币数量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王曼舒：《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与治理对策》，载《经济问题探索》，2009(2)。
[3]刘晓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2010年通货膨胀基本不是问题》，载《中国经营报》，2009-11-07。
[4]左晓蕾：《我国当前己经形成通胀预期了吗？》，载《上海证券报》，2009 - 05 -08。对通胀预期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包括李扬、李稻葵、谢国忠、成思危等。
[5]《央视百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大调查：通胀离我们还有多远？》，《经济半小时》2009年12月4日播出，资料来源：http: //space. tv. cctv. com/article/ARTI1259973873713334,2010年5月3日访问。
[6]张连城：《宏观经济运行与通货膨胀预期》，载《人民日报》，2010 -01 -08.
[7]李拉亚：《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8]马骏：《通胀管理势在必行》，载《新财富》，2009(12)。
[9]Satish Ranchh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lation expectations survey data and inflation, 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 Bulletin Vol. 66, No. 4, 2003.
[10]陈宪：《通胀预期管理是杞人优天吗？》，载《解放日报》，2009-11-16。
[11]肖钢：《管理通胀预期，关键在调控流动性》，载《人民日报》，2009 -12 -28。
[12]刘国光：《管理好通胀预期仍是今年主要任务》，载《中国改革报》，2010-01－12。
[13]易宪容：《通胀预期管理的焦点是什么》，载《上海商报》，2009-10-27;谢国忠：《中国通胀预期主要由房地产引发》，资料来源：http: //finance. ifeng. com/opinion/maco/20091025/1383819.shtml, 2010年5月4日访问。
[14]European Commission “Economic Papers”，No. 124，1997.
[15]Christopher Crowe and Ellen E. Meade: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Transparency: Evolution and Effectiveness”，IMF Working Paper, WP/08/119.
[16]Alina Carare and Mark R. Stone, Inflation Targeting Regimes: Working Paper WP/03/9.
[17]Alex Cukierman, Steven B. Webb, and Bilin Neyapti： Measuring the Indenpendence of账Central Banks and Its Effect on Policy Outcom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6, No.3：353-398.
[18]Christopher Crowe and Ellen E. Meade: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Transparency:Evolution and Effectiveness, IMF Working Paper, WP/08/119.
[19]本·伯南克著，钟晓玲译：《通货膨胀预期与通货膨胀预测》，载《南方金融》，2008（1）。
[20]Nick Tuffey，NZ inflation expectations: their drivers and significance, January 2007，Westnac Institutional Bank Occasional Paper.
[21]孙凯、秦宛顺：《建立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在我国缺乏现实可行性》，载《经济研究参考》，2005 (23)。
[22]彭兴韵：《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的新方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06。
[23]周仲飞：《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保障机制》，载《政治与法律》，2005 (1)
2010 > 2010年总第81辑